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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国的全面禁赌政策已演变成“片面禁赌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一方面，禁赌就无法像开赌国政府那样享有巨额的博彩税和增加就业等多方面的益处，同时还要承担巨额的财政成本以打击和控制各类非法赌博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控制个人的参赌行动，大量赌资通过、境外赌场和网络虚拟赌博等途径流到境外。在这场赌权开放的国际博弈中，我们每年都要承受着巨额的金融损失。同时，因过度赌博而带来的大量赌害却并没有追随赌资流到境外，社会不得不面对境内居民因赌博而诱发的贪污受贿、暴力犯罪、离婚和个人经济困难等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

　　我们一般把赌博分为社会娱乐活动和商业博彩两类。像群众在家玩麻将、斗地主都是社会娱乐活动，是群众自发性行为。商业博彩则是有组织和有经营性行为的赌博活动，组织者以营利为目的。对于商业博彩，政府可用法律对是否开放以及开放程度加以严格限定，受法律认可的商业博彩项目均为合法，而未受法律认可的项目为非法。对商业博彩的开放或部分开放，有些国家和地区采取法律或政府特许的形式，如香港，就以“本港政府禁止赌博，赛马除外”的独特方式使其合法化。